与近代政治哲学家对幸福的理解不同，马克思认为一定时代的幸福观念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虽然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提供了丰裕的基础，但却使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遭遇劳动异化，进而在日常生活中陷入物质主义泥淖。因此，只有变革阻碍人们实现幸福生活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使人们真正意识到幸福是在实现社会进步的劳动中创造的，从而摆脱物化逻辑，超越物质主义，才能在进一步实现物质丰裕的奋斗中实现精神的富足。

马克思对幸福和“幸福时代”的理解

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就深入思考过如何实现人生幸福的问题。他在高中毕业作文中这样写道：“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马克思看来，幸福不应当是纯粹满足私利的主观感受，那不过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真正的幸福在于“为人类而工作”，在努力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的事业中塑造自己壮丽的人生。

在同一时期，马克思还思考了何谓“幸福时代”，这体现在他的中学拉丁语作文中：“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这是“最美好的时代”，“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幸福体现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精神高度，它基于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进取的态度、优秀的品质和纯朴的时代风尚。陷入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的泥淖，是远离美好生活的物化放逐，是文化迷失和价值虚无的表现，意味着人生的沉沦，只能走向幸福的反面。

马克思用毕生的努力践行了自己年少时的理想，矢志不渝地追求这种高尚的幸福。在马克思的女儿问父亲的20个问题中，有一个涉及如何理解幸福，马克思的回答非常明确：“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对不幸的理解——屈服。”为了使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的生活，马克思以努力实现人的解放的方式斗争，这种斗争具有深远的本体论意义。正如他在博士论文中强调的，必须打破必然性的束缚，摆脱所谓命运的安排，实现“脱离定在的幸福”。只有在斗争中实际地批判现实世界，确立自我实现的物质和精神支点，才能在解放中获得心灵和意志的自由。

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必须使人们在劳动中摆脱与其相对抗的异己的力量，在作为人的需要的劳动中涌现幸福的源泉。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是生活的乐趣所在，幸福是人们在劳动中肯定自己的过程。但资本逻辑使工人在劳动的异化中与幸福渐行渐远，当劳动成为一种被剥夺剩余价值的谋生手段，工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背离，在资本主义流水线上的他们陷入危机重重的“摩登时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因而，必须扬弃劳动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使人们在自由的生命活动中创造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不是空中楼阁，实现幸福需要丰裕的物质基础，因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展开的前提。但幸福不是物质丰裕的自然结果，单纯对财富的追逐可能跌入资本拜物教的渊薮，在物欲放纵中迷失自我。因而，马克思强调在消除造成劳动异化的社会关系的同时，走出资本拜物教的苑囿，使人们的生活不为物役。为此，必须批判物化逻辑，超越物质主义，避免沉迷于物欲的精神危机，实现“总体的人”的幸福。

批判物化逻辑与超越物质主义

19世纪中叶，随着人们大规模使用机器，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发展是物质丰裕的基础，使人们生活更加便捷，感官愉悦的水平逐步提高。但幸福并未随之而至，人们在物化生活中遭遇了“幸福悖论”，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财富积累与幸福增加并不正相关。相反，在物质主义束缚中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人生境遇。对此，马克思进行了彻底地批判：

首先，马克思认为“主体的物化”处于生产实践中，是对象化和异化的交汇点。物化折射了现代性的力量，是主体在劳动实践中确认感性存在的方式，是以对象化重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物化实现了因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增加的社会财富总量，使物质生活普遍匮乏的境况基本消失。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劳动分工推动了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马克思因此高度肯定现代文明的价值，因物质丰裕而彰显的主体性本身便意味着一种解放。应当以历史的辩证的视角把握物化与现代社会的劳动实践过程，这种对象化实践是幸福生活的前提，是人们在现代社会满足自身需要和实现普遍交往的基础。

随之而来的是，前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渐发生根本改变，物的关系代替了原有的等级秩序，开始体现世俗的神圣性，对金钱的积累成为资本逻辑的最大光圈。人们的道德取向也随之发生变化，对财富的追求成为幸福生活的目的，贪婪和悭吝成为货币崇拜的自然结果。长此以往，资本拜物教从生产领域蔓延到全部生活领域，物化逻辑成为生活世界的硬核，必然造成人们严峻的精神危机，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而同步提升。

如同现代商业近乎具有同一性的经营模式，幸福成为一种可被量化的指标体系，人们精神追求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都要以量化模式确认。如此，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与自己实际需要的差距就越大，在身心疲惫的状态下对何为幸福之类的问题感到茫然。当人们追逐财富的活动成为一种机能，周而复始且逐渐加速的活动使人们遭遇不堪忍受的压力，在物欲漩涡中不能自拔，异化便伴随资本逻辑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必须走出物化逻辑的笼罩，在劳动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人们在现代社会的物化状态，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奥秘。整个世界历史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但当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其本身的社会性质被反映为物的社会属性，生产者之间在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被转换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物的关系的劳动关系被固定在商品结构中，以一种虚幻的形式失真了，人们的社会存在是以物的形式来体现的。在由物化逻辑支配的生活世界，这种颠倒的虚幻形式竟成为一种常态。

这种虚幻形式的吊诡之处在于，人被降格为物欲的生命，精神和尊严为物所支配。当资本拜物教大行其道，财产这个无精神内容的要素为人们所崇拜。随着货币形而上学成为现代性的常识，货币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尺度，成为决定社会风尚的普照光。这种同一性的评价模式以物的拥有程度为标准，衡量人们是否幸福，成为一种流行的思路。这种光怪陆离的情形实乃一种无意识的现代“抽象”，发挥现实作用的是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其实际结果是资本增殖的最大化。

当资本在货币形而上学中获得主体性身份，剩余价值的创造便成为生产的重要环节，本来陶冶事物的劳动被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仅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在资本逻辑的笼罩下，劳动力的增长没有使工人致富，而使资本获得了支配社会的权力。剥夺剩余价值的资本活动被赋予了正当性，这就是货币形而上学的魅影：他以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代替了幸福生活的本来目的，使人与人之间几乎只剩下了“现金交易”中的利益关系。

最后，以马克思哲学审视资本主义现代生活，应倡导人们摆脱异化的精神状态，超越物质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现代物质文明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刺激了人们的感官需求，这种需求日益超过合理性限度。由此逐渐形成一个以物化逻辑为内核的循环，使人们跌入物质主义陷阱。看似强大的物质主义文化实际上矮化了人的生活本质，使人们在沉溺于财富占有、物欲膨胀的生活中忘记了自我实现、共同归属等进一步的生命需要。

其实，当温饱问题不再为人们所忧虑，进而当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世上很多东西是金钱无法购买的，这些无价的东西是实现幸福的精神要素。正是因为在追逐享乐主义的物欲漩涡中感到生命的虚无，缺乏持久而内在的价值追求，很多现代人遭遇严重的精神危机。马克思指出：“享乐主义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这种对物质主义的过度迷恋实际上意味着沉沦。为此，必须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蚀，避免物质丰裕境况下的精神匮乏，以创造性的劳动实现我们时代的幸福生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我们要在创造更加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塑造高品质的精神世界，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为同时代人的完善中实现自我完善，在为同时代人的幸福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幸福，在联合起来的劳动实践中迈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作者：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